第六章  你对人性知多少？

    章炳麟辨性上篇云：“儒者言性有五家：无善无不善，是告子也。善，是孟子也。恶，是孙卿也。善恶混，是杨子也。善恶以人异殊上中下，是漆雕开、世硕、公孙尼、王充也。”除了中国儒家之观点外，尚有希腊哲学家的想法；西方哲人及神学家的看法；还有奥古斯丁认为人有“原罪”与“本罪”等。众说纷纭，究竟孰是谁非？与其任其错综复杂，不如先探究古今中外名人对“人性”之观点与评论；看古人评古人，或今人评古人。

一、你对名人论“人性”知多少？
    人性论有相似与互异之处，各家依据自己之方法立说不一。古今中外之言论多得不可胜数，在此仅能探索较有代表性之名家为据。
(1)孔子性相近说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篇〕
严格地说，孔子直接论人性的话并不多。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程颢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气质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缓之类。……孔子言性相近，若论其本，岂可言相近？只言其所禀也。”〔程颢，语录〕顾炎武认为：“性之一字，始见于商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恒即相近之义。相近，近于善也；相远，远于善也；……曲沃卫嵩曰，孔子所谓相近，即以性善而言。”一般儒者均认为孔子“性相近”乃倾向于性善说，惟王充独不信孔子之权威，在其论衡问孔篇中认为：“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甚至说：“伐孔之说何逆于理？”韦政通教授说：“这句话如解释开来，可涵有两点意义：(a)一切人的言论都有错，孔子是人，所以孔子也有错。(b)一切人都只能逐渐接近真理，所以孔子的话绝不能等于真理。孔子之言论既也能有错，那么批评孔子，并不是有悖于理。”（《中国哲学思想批判》，王充的批评哲学）
其实孔子是一位谦卑认识自己的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孔子谦卑地不以圣人自居：“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
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也。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也。”
孔子谦卑地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
综合以上孔子自己的经验，可以看出他不强调人性的本质是绝对的善，同时也不敢坚持人的行为绝对无过。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更何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矣。”孔子坦诚地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人性既然有缺失，应当先有内在的更新变化，才能有外在得胜的生活。
(2)孟子性善说
孟子是一位满有才华的辩论家，他主张性善论。孟子说：“人性之善也，……人无有不善。”意思是人性本来是好的，人的本性没有不好的。孟子说：“乃若其性，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乎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王充评论孟子：“孟子作性善之篇，以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乱之也。谓人生于天地，皆禀善性，长大与物交接者，放纵悖乱，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之时，无有不善也。”〔论衡〕
韦政通教授说：“要有力而相干的批评孟子，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顺传统的思路，我们可发现孟子性论中，对人气质中所显的差别和缺陷，未能谈到；这方面不涉及，即未真正打开实践工夫之门。程子说『论性不论气不备』，正可视为对孟子的评语。另一条是本于现代的实际心理学和社会学，证明人并没有先天的善性，人行为中的善恶，完全决定于后天的因素。”（中国哲学思想批判）（注：此观点有待下文辨正）
研究“人性论”的中国学者通常把人性分成两类：一是“义理之性”；一是“气质之性”。通常把孟子列入“义理之性”，把告子、荀子、世硕、王充等列入“气质之性”。对一般读者似乎有一点抽象，如果把人性分成“本质论”与“行为论”，或称为“先天性”与“后天性”则比较容易明白。奥古斯丁的“原罪”与“本罪”若以“人在本质上有罪性”与“行为上的罪行”来解释就容易明白得多了。
孟子的“性善论”，并不能证明人性本质上是绝对的善。只不过是说明人有良心的功用，若顺着良心去做就是善。这是孟子善的标准。
孟子说：“若乎为不善，非才之罪也。”若人性本质是绝对的善，就不至于行不善。人既然会行不善，人性在本质上就不是绝对的善。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四种德行，不是从外来装饰的，是我本有！”诚然是不够深度的洞察；惟因人本良心有缺陷，人性非绝对的“善”，故产生相对性的标准，儒家的“止于至善”，仅仅止于圣人的标准，因为儒家至善思想是以人为本位。
从圣经看人性与至善，则可找到更完整的结论。人的来源是按上帝形像造的（创1:26），上帝赋予人圣洁、公义、诚实、良善的生命。当始祖违背上帝的命令接受试探之时，人即堕落具有罪性（创3）。这罪性继续传给其后代。“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罗5:12）人有先天的“罪性”(sin)，也有后天的“罪行”(sins)。戴维王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51:5）罪是与生俱来的，在母腹胎中就有了罪性。罪行亦然，人皆有之。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3:26）
人有罪性，人的良心功用就不能凸现达到“至善”的绝对标准。因为良心被罪性影响，只能产生相对标准。圣经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弗4:19）耶稣说：“……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太12:35）既然人性有弱点，就当设法解救。
孟子的性善论曾以良心的功用为例，他将个别的例子当作普遍性的原因，将假设当作事实，未免缺乏逻辑根据。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公孙丑）
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理论，对实际的生活却无法全面的印证。因人性非绝对的善，尽管人有良心的功用，也只是相对性的标准。人行善除了良心功用，尚需知识和意志力；良心常受礼教、文化、家庭之影响。孟子的善性论容易被误为“仁”与“善性”相同，甚至误认为是人性的全部。人有善性与良心的功用，不一定就会有合理的行为。
韦政通教授评论：“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善性论的基础，主要在这句话上。仁义礼智是我固有的吗？换言之，四端的表现，是先天的吗？在以往，从不曾发生过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却不能无疑。孟子以孺子入井的故事来证明人都有恻隐之心，我们要问，孺子将入井，为什么会触发我们的仁心？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孺子入井，则将遭到死亡之祸。如果我们这个解说不错，那么真正使我们发动仁心的，当是『入井他将死亡』这种知识，如没有这种知识，像幼童，像白痴，仁心的表现就不会有了。”（《中国哲学思想批判．人性论》）
的确良心有其价值与功用，但良心也有其限度，人的良心非百分之百的发挥其功用。当初人受造时原本是善的，“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1:31），人的良心也是神赋予的，但人类始祖违背神的命令而堕落之后，人就有了“罪性”，“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创8:21）故“人之初，性本善”，就原先的创造而论是解释得通的。但若说人出生之初，其本性即“绝对的善”就解不通了，因在经验上、知识上均不能验证。孟子以“善”的价值观、道德观为出发点，非由知识的论点去探讨人性。我们应该进一步以圣经的观点来探讨。
(3)荀子性恶说
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性恶〕
荀子在性恶篇说：“性者，天之就也。”又说：“不可学不可事在人者，谓之性。”可见荀子的“人性”观是天生自然的，与生俱来的。就人生理与物质上的需求来说是自然的本能。但人有“欲望”－有好利之欲望，有疾恶之欲望，有耳目之欲望，有好色之欲望……人的欲望若越轨超过满足的要求，为私欲所牵引而犯罪，必然造成“性恶”的结果。
论到“私欲”，圣经说：“但各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1:14-15）人对欲望过度的要求，就会“车行出轨”、“射不中鹄”。老使徒约翰认为人的情欲乃是一时的，是属世的，它不能永存。“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它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上帝的旨意是永远常存的。”（约壹2:16-17）
如荀子所论，人性既有困境，历代儒者都希望能有突破，但究竟可能吗？
(4)王充性三品说
中国“人性论”史上，除了孟子性善说，荀子性恶说以外，王充性三品说应该是最著名的。即是韩愈的人性论，亦本于王充论衡之思想。
王充说：“余固以孟轲言性善者，中心以上者也。孙卿言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杨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若反经合道，则可以为教，尽性之理则未也。”〔论衡本性篇〕又说：“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谓性无善恶，是谓人才无高下也。禀性受命，同一实也，命有贵贱，性的善恶，谓性无善恶，是谓人命无贵贱也。……人禀天地之性，怀五常之气，或仁或义，性术乖也；动作趋翔，或重或轻，性识诡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长或短，至老极死，不可变易，天性然也。”
韩愈支持王充之三品论：“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原性篇〕
王充本身是一位思想评论家，他几乎对各家的人性论都有批评。王充人性三品说可从三个角度来分析：
(a)王充把人性善恶与人的天资混为一谈，因王充受论语之影响。“中人以上可以言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言上也。”〔论语〕在此孔子是指人之天资有上中下之别。这是合理的。而王充把人的才智高低与人的本性善恶混乱了。因为才智高的人，不一定本性就是善。韩愈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b)王充认为人性是不可能会改变的。“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这岂不是人最大的悲据吗？因为人“无药可救”了！
(c)王充只看见部份人性的问题，王充认为：“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人固然有先天之不足，王充却无法提供解救之道。
(5)西方的人性观
看了孔子性相近说、孟子性善说、荀子性恶说、王充性三品说，深信读者已心里有数。至于告子性无善恶说、杨雄性善恶混说、世硕、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主性有善恶说之理论已不在此赘言。为着思想上的平衡，我们也当参阅西方圣贤之人性观。
希腊伟大哲学家柏拉图 (Plato, 429-347 B.C.) 说：“你们也是人，你与我都是有限度的人。”柏拉图在其所著《法律》一书中说：“……信神而遵守法律的，绝不会故意做反神圣的事情。若是一个人故意犯法，他对神明一定有三种看法：第一、他否认神的存在。第二、神明就是存在，也无暇管人间的善恶。第三、神明若是关心善恶，人也可以用献祭祈祷，行贿买通。”又说：“凡冒犯父母者，罪列第三级……。”由此可知，柏拉图认为人非超然，人性有弱点，人会犯罪，甚至在态度上故意曲解神圣的事。
英国大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A.D.) 首倡归纳法，而开科学研究之端。在其“善与善性”一文中表示，有人行善是因为有理性作引导，或是因为天性如此，但更有人天性残毒，绝不寻求别人的利益。轻微的残毒包括乖戾、刚愎、唱反调、顽固，重则嫉妒，轻则恶作剧。这样的人在别人灾难之中，总是投井下石；在别人心灵忧伤的时候再加上重担。
培根认为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残毒的一面，所以人在行为上善恶俱都存在。
德国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主张以最高的善为意志追求的目标。他认为“理性的功用不是在保全性命，获得快乐，因为这是本能的。而人类生存有一更高贵的目的，是理性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培养人的意志，与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应以善的本身为目标。”康德在理性中有一观念，上帝是绝对的完全，将一切思想的对象统一起来。显然人非绝对的完全。康德本身相信上帝的存在，且承认人性非绝对的善。
法国伟大哲学家笛卡儿 (Rene Descartes, 1596-1650)，是近世哲学的前驱，聪颖过人，终身对天主教的深切信仰，至死无改变。他认为人无论在本质、知识、能力和圣洁上均非完全，这表明人是有限的。他的第一个辩证是这样的：
“我能够设想到一个绝对完全的『有』（或译为实有，英文字为being），『有』的本质是无限的、永恒的、不改变的、独立的、全知的、全能的，我自己和宇宙间的一切，都是由他创造的。
这个设想是我的，但我是有限的，不完全的，我不可能凭我自己设想到一个绝对完全的『有』的观念。我们有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就是『果』必是出于『因』，『因』必是有足够的能力，才会产生『果』，那么我是有限的，不会设想到一个无限的『有』，那我的无限的『有』的设想，是那里来的呢？我们必得承认有这样一个无限的『有』存在，否则我绝不能以『有』这样的设想。”（赵君影《西洋近代哲学家的上帝信仰》）
笛卡儿主要的原理是“我思故我在”，第二步是“我思故神在”，第三步是“神在故我在”。
笛卡儿承认他是个罪人。哲学家也是人，凡人均有人性的弱点。
瑞籍法国哲学家、政治家鲁索 (Rousseau, 1712-1778) 主张“回复自然”，因看到当时社会的败坏，他认为人性的堕落是因社会的败落。他主张人本有善性而在实践上因社会的影响却充满了邪恶，他十分注重宗教的伦理教训。
西方思想家或哲学家从古代至今，普遍承认人性非绝对的完美。从大有智慧的苏格拉底；神秘主义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582-500 B.C.)；自然主义的始祖赛理斯 (Thales, 604-505 B.C.)；享乐主义的壁鸠鲁伊 (Epicurus, 342-270 B.C.)；近代荷兰名哲学家斯宾挪莎 (Baruch Benedict Spinosa, 1632-1677)；世界思想伟人之一巴斯喀 (Blaise Pascal, 1623-1662)；一直到十九世纪哲学思想领导人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al, 1770-1831) 均承认人性非绝对的善，而承认上帝是唯一“至善”者。
(6)圣经的人生观
(a)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和样式造的，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1:26, 31）。可见原初受造的人性是善的。
(b)始祖因违背神的命令，以致堕落，罪就因一人的不服而入了世界（创2:16-17，3:1-7；罗5:12）。人性中就有了“罪性”，行为上就有了“罪行”。
(c)自人类始祖犯罪之后，其所有繁殖的后裔，都有了罪性（诗51:5；罗8:21）。罪性是与生俱来的。
(d)人因罪性的影响，肉体就产生邪情私欲，行为也就败坏了（罗8:1-3；创6:5；弗2:1-3）。
二、人为何会有恶性？
孟子认为由于人心的陷溺。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又：“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又）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孟子，告子上〕
“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认为“陷溺其心”、“放其良心”、“失其本心”，人就为恶。一旦失去其本然之良心，本然之性就放失；于是人自我摧毁了善端，导致“性”受外在所诱制，或受欲所困，因此就行出恶来。
唐君毅教授也受孟子思想之影响，在其名著《道德自我之建立》中说：“为什么人有罪恶？罪恶自何来？我们说：罪恶自人心之一念陷溺而来。一念陷溺于饮食之美味，使人继续求美味，成为贪食之饕餮者。一念陷溺于男女之欲，使人成为贪色之淫荡者。一念陷溺于得人赞成之时矜喜，而使人贪名贪权。由贪欲而不断驰求外物，而与人争货、争色、争名、争权……。”这是儒家一贯的看法。
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4:23）
荀子认为恶是由于纵欲无制。荀子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篇〕
人有本能的需要，若不节制，超越规范，则会放纵，以致犯罪。人若灭天理穷人欲则犯罪。礼记乐记篇：“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
圣经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13:12-14）
奥古斯丁认为“恶并非实在事物，而是本质的善与完美的缺乏。自由意志是罪的唯一原因；自由意志不归向不变的善而转身于会转变的事物时，才会造成罪恶。”（《西洋哲学大辞典》）
章力生教授认为“人类悲剧之根本原因－人类根本的错误，乃在叛逆真神，偏行己路，不遵上帝的诫命。”（章力生，哲学篇）
圣经记载人妄用自由意志来反抗神，违背上帝的吩咐，以致产生罪（创2:16-17，3:1-7；罗5:12）。
三、罪性对人有何影响？
家庭、社会、国家是由人组成的；人性有问题，小至个人家庭，大至社会国家都会发生问题。秦始皇焚书坑儒；希特勒大屠杀犹太人；两次世界大战，皆因人性的败坏，为着私利与权欲，才会有残酷无道的手段，视人命如草菅，视公理如粪土，道德真理尽失。将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科学出问题，而是人的恶性出问题。
儒家的思想注重圣人之道，以人为本位。然而，人有了罪性，人的本质非绝对的至善，于是无法活出善言、善行、善道。
孔子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中庸〕孔子的确是一位大宗师，虽然其人品道德均为后人所敬仰；但他却有自知之明，深知人性之有限，亦有所不能。
孔子说：“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中庸〕世人都说自己聪明，孔子认为他们竟无法择取施行中庸之道至一个月之久。难怪冉求要说：“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论语，雍也〕因人有先天的劣根性，经常会力不从心。
人有罪性，罪也有权势能辖制人，因人肉体的软弱就将肢体献给罪，作罪的奴仆，受辖制而不得自由（罗6:13, 16, 19）。
保罗描述罪的律对人的影响最为深刻，也是十分痛苦的经历，几乎身不由己的任其摆布。无形中深深的影响人的思想与生活。
保罗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里头的罪作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7:14-35）
四、如何解救人性的弱点？
儒家的方法在于修养工夫。“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夫子以“致知”开始，乃致于“诚、正、修、齐、治、平”。这些都是好的，都有其价值与意义。修心养性，乃“以人为本”，儒家以“圣人”为标准，途径为“人而圣”。举世滔滔，多少古今中外圣贤、学者、思想家、哲学家，尽拟穷其所思，以解救人性的弱点。奈何！圣贤、学者、思想家、哲学家均是人，都有人的恶性，只能修其行，不能改其心；罪性的解救，必须藉助于圣灵超然大能的力量和重生的生命，方能“起死回生”。
孟子强调以圣人之道教育百姓，以正人心，故有“承三圣以正人心”之志，企图透过教化，由“仁、义、礼、智”之善端扩充至尽心、知性之地步，甚至于知天。无可厚非的，教育是极重要的，当今教育注重“德、智、体、群”，而十分缺乏灵育。只有知识的扩充，没有内在生命的改变仍然是不够的。
荀子以“化性起伪”为除恶之法。“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性恶〕“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礼论〕
“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
荀子认为“性”是属于先天，与生俱来的。“伪”是属于后天，可学可成的。主要是以学习好礼义，由师法和礼义之教化，然后人就会归向善，社会国家也可归于治。荀子认为人的善在于“伪”不在于“性”。这是脆弱危险的理论，因为人若本性无恶，礼义的存在根本就毫无意义，没有必要了。保罗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罗7:7）换句话说，人性若“毫无瑕疵”，礼义律法根本就是多余的了！人既“绝对完全”，根本无需礼法来规范；反之，可知人皆有过。
圣经提出正确人性解救之法－耶稣基督的救恩藉圣灵的大能，能改变人的生命。先天的罪性需重生的生命，后天的罪行需主宝血的洗净赦免。
(a)耶稣基督是“神而人”，非儒家“人而圣”的方法。因祂道成肉身，藉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祂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约1:1-3, 14, 18；太1:18, 23；路1:27, 34）。
有人会问，“童贞女”岂会生婴孩？
兹举“试管婴孩”为例。
甲男性之精子，乙女性之卵子，以医学科学方法在实验室受精，然后移植于丙童贞女子宫里，让它继续像自然授精的胚胎一样长大，直到生产，这是可能的。
世界首位“试管婴儿”露易丝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廿五日在英国曼彻斯特附近的奥德姆医院出生。
现代医学科学方法能令“童贞女”怀孕生子。上帝是无所不知（太11:21）、无所不能（启19:6）、无所不在（诗139:7-12）、永存不变（雅1:17；王上8:27；徒17:28），远比医学科学更伟大。医生可用科学的方法叫童贞女怀孕生子；上帝则用神迹超然的方法，借着圣灵叫童贞女马利亚怀孕生子，起名叫耶稣。叫人信“试管婴孩”，是知识与事实的问题。要人接受耶稣从“童贞女所生”是信心与历史的事实。
(b)耶稣基督是无罪性也无罪行，祂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祂的宝血洗净赦免信祂之人一切的罪（来4:15，9:26；约壹1:7-9）。
1.20；诗143:10）。
2.就以“试管婴孩”为例，其遗传因子乃甲与乙之成份，童贞女丙乃借腹生子而已，并无丙的遗传成份。
3.
跟随祂三年半的门徒彼得，日夜与主相处，最清楚主公义的人品。彼得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彼后2:22）
甚至连出卖祂的犹大，都深深的悔恨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太27:3-4）
曾经一度反对主的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林后5:21）
罗马当日的主审官彼拉多巡抚经严格查证之后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路23:4）
连在反对耶稣的罗马政权下工作的百夫长都说：“这真是个义人（无罪的人）。”（路23:4）
世界闻名的哲学家埃默森 (Ralph Waldo Emerson) 说：“耶稣是世界中唯一的完人。”
(c)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叫人因信祂而得重生的生命（罗1:4；约20:31；彼前1:3）。好叫人性的弱点得以解救。
英国一位刑事律师莫理生 (Frank Morison) 早期不信主，想写一本书永远推翻耶稣复活之事，好让基督教一败涂地。他持着不苟的精神，以严谨的态度研究。数年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坟墓的秘密》(Who Moved the Stone?)，他竟成为敬虔的基督徒，证明基督复活是又真又实的。
耶稣基督赐人生命圣灵的律，以胜过罪和死的律，使人靠祂能得丰盛的生命，过得胜的生活（约10:10；罗8:9-11）。
圣经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8:1-4）
人因有罪性而不能超凡入圣；如今在基督里，借着生命圣灵的律，就是以更高的律，胜过罪的律，才能“平步青云”，靠圣灵行事，结满灵果。届时则可凯旋地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那里？死啊，你的毒钩在那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林前15:55-57）
你觉得软弱无力吗？当你行完人生旅程之后，你能自我盖棺论定的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了，该活的日子我已经活过了，该做的事我已经做了。该拣选的我已经作了抉择了。”
英国学问渊博的哲学家约翰洛克 (John Locke) 的信仰心路历程可供我们参考。
洛克自我的“盖棺论定”
洛克生于一六三二年，死于一七零四年。死前说：“我在这里工作，已经完了，我感谢上帝。我可能今晚死，顶多再过三四天，请你们在晚祷时纪念我。”
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我已活得够长的了，感谢上帝。我欣赏我快乐的一生，但终极生命不过虚空而已。”
他自己写了碑文：
“这里是约翰洛克躺下的所在，你若要问他是怎样一个人，回答就是：他对他质朴的命运是满足的，他受了读书人的教养，他读书完全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你可以从他的书里，得知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比碑文更加忠实。他若有什么德行，既不能算为他自己的功德，也不足作你的模范，你的模范在四福音里可以找到，他的恶行可以与他一同埋葬，就算没有存在好了！你可以他的人生为生命短暂的例子，但这种例子随处都有的。他生于一六三二年八月廿九日，死于一七零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这块碑石，是个记录，但这个碑石不久也是要毁灭的。”（赵君影，《西洋近代哲学家的上帝信仰》）
人都有最后的一站，但“无罪一身轻”，下站时也就“问心无愧”了。
无论是英雄豪杰、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医生、教授、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人，都会有“终站”；只要是人，必然有人性的缺陷、良心的瑕疵、心灵的需要，并积极寻求最高度的善。上帝既然是唯一至尊至圣至善者，耶稣基督良善的救恩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你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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