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1 何谓文化？

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E.B.Tylor）说：“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律法、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一切的能力与习惯。”

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说：“圣人以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而后加诛。”此指教化而言。唐朝孔颖达的“人文化成”，指典籍、礼仪、风俗。

8-02 文化是否一成不变？

不！文化因人、因时、因地都在演变。一般有言，有四个步骤：一、文化传播。二、文化冲突。三、文化融合。四、文化更新。

8-03 文化本身是中立的工具吗？

文化本身是独立的，上帝可以使用文化来传递祂的信息，荣耀祂的圣名；撒但也可使用文化来显出他的诡计。因人类的活动与革新，文化也不断地在改变中。因为剧烈的改变发生时，一个人的内在文化（他的心里）和一个人的外在文化（他的社会）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人的改变是受了神直接的影响，那么可说神在影响文化。 “当神选择在『肉身显现』，更完全地向人类启示祂自己的时候，祂并未嫌弃人类的语言和文化太邪恶或太有限。虽然主耶稣和祂的门徒使用的是亚兰文的语言和文化，但是当这些讲论与活动被记录下来时，却采用了希腊的文字来适应当时希腊、罗马的会众，在这个翻译或重写的过程中增减的情形是无法避免的。由此可见上帝定意要用每一个民族能够了解并且感到最亲切的语文，向他们启示祂的真理。在圣经的记载中，上帝至少使用了三种不同的语文－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来与人交往。

文化是上帝采用的工具，但是上帝并不受文化的限制，上帝是完全自由的，祂可以采用人类文化以外的媒介与人交往，但是祂主动地选择了人类的文化作为与人交往的媒介。”（海外宣道杂志 8卷 9期） 上帝没有勉强人类一定要用希伯来文传讲祂的圣道，主耶稣道成肉身都用当时最有利的语言文字来宣道。圣经已经被翻译为一千二百多种语文，正是神命令要向普天下广传福音的计划。“……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启14:6）“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启15:4）神在各种不同的民族语文中作祂奇妙的工作。神不但不受文化限制，相反地，文化本身却成了传福音有效的工具。单以中华文化而论，不同的语言发音，不只有千种以上，据说光是广东省就有一百六十多种方言。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就有文理版、国语和合版、浅文理版、马礼逊译本、金陵朱宝蕙牧师的新约全书译本、北平新旧库新约译本（附诗篇）、吕振中牧师的新旧约译本、现代中文译本、新约全书译本。还有以其它各种地方性土话圣经，如客语圣经、粤语圣经、福州话圣经、闽南语拼音圣经、苗文圣经、黎苏文圣经等。这表明中华民族语言之复杂，文化之庞博，但这些均可相辅相成，充实更丰富的内容，借着中华文化成为传福音的工具，则华人教会前途无量。

8-04 认识对方文化有助于福音广传吗？

西方宣教士到中国传道，凭着一股爱神爱人的热诚，离乡背井，到遥远的异族中传道，这种牺牲的精神诚然是可敬可佩。然而多少时候，西方宣教士不十分了解中华文化，带着强烈的西方文化背景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教派制度、社会制度，硬生生地想移殖在中国教会的土地上，结果产生了异想不到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中华文化与圣经教训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冲突。西方宣教士对中华文化不了解，固守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方式。结果该调整的不是当地华人，而是外来的宣教士。如果宣教士能先花一点工夫了解当地文化背景，宣道的事工就会事半功倍。

台雅各布牧师说的好：“传道的人必须先明白圣经作者所要读者明白的真理是什么。然后这个向听众或读者传达真理的人，最好能采用当地文化的媒介，将这个真理用有力的方式表达出来，使现代的听众和读者能获得原作时的听众和读者同样有力的感受。如果传道人与听众是同一文化里的人，那么只要他能使自己明白，就能使听众明白真理。如果他能说服自己才能说服听众。如果他的听众来自不同的文化或多种文化的背景，这时传道者必须花相当时间来了解听众的背景。在相同文化的情况下，传道者只要将圣经的真理引进自己的文化背景就够了。在不同文化的情况下，传道者必须先完成两步工作：首先在自己的文化背景里认识真理，然后再从听众的文化背景了解真理，所以传教士对当地文化背景了解越多，便越容易使当地的人了解圣经的真理。”（海外宣道杂志 7卷 8期）

最有效的传递是传道人必须先透彻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其次是清楚了解圣经的真理，包括写圣经时之文字用法。再次则了解圣经原作者之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最后传道人当了解受众的文化背景，现代的生活和价值观。若能知己知彼，必可百战百胜。

8-05 如何解决文化与信仰之冲突？

马盖文 (McGarvan) 认为“基督教对文化的组成完全是中立的”。他以印度极东的那加省 (Naga Land) 为例：“在那加省至少有百份之九十五的文化自动被基督教接受。”在数千种文化成份中，也许只有百份之五是由于有人将基督信仰介绍给他们而受影响。

马盖文又把这百份之五再分成三种不同情况。第一种是受到基督教鼓励的，第二种是受到基督教改进的，第三种是受到基督教约束的。 有些习俗是由基督教思想引起，所以算是受到基督教鼓励的。在此情形下，基督徒在该文化中起了领导作用。有些习俗是受了基督教观点的影响而加以改变。又有些习俗却因基督教而绝迹－例如那加省人猎取人头的习俗。但总括来说，当基督教传入时，有百份之九十五的文化丝毫未受基督教的影响。（Doing Theology across Cultures 20-21页）倪司提反 (Stephen C. Neill) 在其《宗教与文化》(Religion and Culture) 的文章中，提出三点意见颇值得我们深思：

1、有一些习俗是不能被容忍的。 2、有一些习俗可暂时被容忍。 3、有一些习俗根本不需要反对。（Down to Earth, Studie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10-12页）

基督教行事为人有四大广泛的圣经原则，可以帮则我们遵守及对照，兹简列如下： 1、当荣耀神（林前10:31；赛43:7）。 2、当叫人得益（林前10:23-24）。 3、不叫人跌倒（林前10:32-33）。 4、对事应有自由（林前6:12）。

至于中华文化与圣经教训的冲突，我们仍然可整理出一些属灵的原则，以帮助我们辅导初信者及建立当地的信徒领袖，好叫他们建立一个正常、属灵、合乎圣经原则的教会。我们要商榷的原则如下：

1、信仰－当以圣经为最高信仰的权威

a、凡是与信仰有关的，如任何生、老、病、死、婚、丧等事牵涉到敬拜偶像或其它神明，而违反敬拜创造天地的主宰独一的真神，则应该劝导他们停止与放弃这一类的礼仪，因为这不仅是风俗习惯而已，已是落入错误的基本宗教信仰。

b、凡不是出于圣灵而是与邪灵有关的事，尤其是应用在活人的身上，当劝导他们停止与放弃。如请法师、道士、和尚、交鬼者、乩童、巫师等来念咒驱邪等，均是不合圣经教训的。

c、凡是以动物、植物、水果、糕、饼等为祭物献给假神或祖先家神，华人之年节日如天公诞（正月初九）、上元或元宵（正月十五日）、清明节（三月初）、端午节（五月初五）、七娘妈诞（七月初七）、七月半普渡（七月十五日）、中秋节（八月十五日）、重阳节（九月初九）、尾牙（十二月）、送神（十二月廿四日）、天神下降（十二月廿五日），这些民间习惯了的节期，不应再有膜拜与祭祀。顶多保留民间纯民俗的部份，而当放弃拜假神的宗教礼仪。

d、凡是直接与拜假神有关的事，如建偶像庙之捐款、工作、节目活动；或假神生日之庆典一概放弃与停止。 e、凡是与异教崇拜及迷信有关的事，如问卜相命、看掌纹、看风水、做功德、抽签、画符、饮符水、挂符筒、迎神、送神、烧香、烧灵屋、烧金银纸、烧阴间纸、在偶像面前发咒誓等均应一一停止及放弃。

2、生活与道德－当以圣经为道德与生活最高之准则

a、婚姻当以一夫一妻制为原则。凡是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都停止及放弃。

b、堕胎虽在有些地方是法律许可的，但会牺牲新生命及造成道德良心之不安，应教导他们放弃及停止。 c、因华人社会多数重男轻女，在某些地区受人为法律限制养育女儿之数目，有些人生女婴时则用残狠之手法扼杀之，应教导停止及放弃，因男女同是平等可贵的。
d、在一些落后地区，尚有野蛮部落杀人头引以为荣，表示英雄好汉，应教导他们停止及放弃。
e、切断身体某一部份之自我惩罚，应当教导他们停止及放弃。
f、私下报仇置对方于死地，应当放弃与停止。在华人社会中，常有乡与乡、姓与姓之格斗，这些均非合理之举。
g、奸淫私娼之事应当教导他们停止及放弃。
h、非法聚赌，华人社会常有的怪现象。尤其华人新年，更是赌风鼎盛，甚至三代同堂聚赌。此风不可长，当放弃与停止。
i、吸毒、抽鸦片也是深深毒害了千万老百姓，对中华文化是一致命伤，甚至引起“鸦片战争”，祸国殃民。当放弃与停止。 3、民间风俗－以不违背圣经信仰为原则，以不危害他人之生命财产为要件不管是文化、艺术、节期、康乐、戏剧、舞蹈、各种民间风尚习惯的活动，均可用信徒行事为人四大原则来衡量之。

8-06 儒家思想是“人本”抑或“神本”？

儒学是以古代圣君圣师之思想（尤其是孔孟之思想）为中心，以立身行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儒教是民间封建习俗之礼教。因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易、礼、春秋）早已成了士大夫的“圣经”，两千年来儒家思想都随着士大夫的血脉跳动着。其对中华文化影响之深，实非言语可喻。 儒家思想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主要的根据。大学的中心思想在经文第一章中即指出全书的目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四书详解 1页）语体文：“圣贤做学问的工夫：就是使自己的德性清晰光明，不被私欲蒙蔽；其次就要推行这清明的德性，使他人也能革去旧习而自新；这两件事，都要做到最好的境界而永不改变。”（同上 2页）这种人本的思想要先独善其身，然后兼善天下，是以自我为中心。先要格物，以我服物，克服外物，不作物的奴仆，乃要作物的主人。其次是以我治己，即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然后是以我服人即齐家、治国、平天下。 经文一章：“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同上 1页）。语体文：“等到天下各种事物性理考究明白了，然后聪明才智能够发挥彻底；聪明才智能够发挥彻底，然后心意才能诚实；心意已诚实，然后心地自然端正；心地既已端正，然后行为能修好；行为既修好，然后家能随着整理好；家事既已整理好，然后国事自然办理好；国事已办好，那么天下自然太平了。”（同上 5页）

大学以人道为中心，中庸也是以人道为中心。中庸的要义在中庸第一章即提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同上 17页）语体文：“上天给人的气禀，叫做本性；依照本性做事的品德，叫做正道；修明正道推行的法则，叫做教化。”（同上 18页）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上 17页）

语体文：“喜悦、愤怒、悲哀、快乐，这些情感，在没有发动的时候，心寂然不动。故无过与不及的弊病，这是叫做中；如情感发出来都合宜，这叫做和。中这本性，是天下事事物物的大本，和这情感，是天下都可通行，所以说是达道。如果能够充分达到中和之道；则我心既正，推至于天地之间，一切无不安排得端端正正；我行为既顺，推至于万物之上，无不顺遂生长了。”（同上 18页） 中庸对人的本性是对天溯源，认为天生而得。对己之修养则不可离开正道，特别谨慎个人的独处，以中为本。对人则达用，以和为天下之达道。

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庸讲人性，仁性之道，即人道。中庸二十章：“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同上 30页）

语体文：“仁就是对人慈爱的意思，亲爱父母是仁道中最大的。”（同上 33页）“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同上 30页）

语体文：“所以君子不得不先修身；要修身，不可以不孝敬亲长；要敬长亲长，不可以不知道贤人的所在；要知道贤人的所在，不可以不知道天理。”（同上 33页）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同上 32页）

语体文：“讲诚，是天生的道理；行诚，是人为的道理。”（同上 34页）

由以上说明，显然中庸所谓的天道，还是回到人天生的本性；人道，就是做人的道理。中庸一贯之道，不单是忠恕的道理，也涵盖天道、人道、物道的合一。范围颇广，宇宙大同是其理想之目标。

儒家虽有理想之目标，却无生命之大能来达到其境界，殊为可惜。最基本的困难，是没有圣灵生命的能力，只靠自己的努力行善，是无法达到至善。而其“至善”只是以圣人为标准，而圣人的标准不是绝对的。

中庸第三章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同上 19页）

语体文：“孔子说：『中庸的道理，真是好极了！可惜人民不能实行这美德，已经很久了。』”（同上 19页）

孔子颇有灼见的指出其弱点。何况圣经提到，人靠自己所行的善，在公义真神绝对至善、至美的标准衡量之下，只不过像破衣服一样。可见人道是相对的标准，非绝对的标准。

论语是记载孔子的遗言及其门生之论述。其主要思想还是综合大学与中庸一贯之道。论语首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语体文：“孔子说：『研究学问必须常常练习温理，到习练不会错误时，心中岂不觉得喜悦吗？』”（同上 46页）可见是以大学的思想起首。最后一章，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命禹。……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语体文：“尧对舜说：『唉！我告诉你：上天帝王的命运，在你身上。你须为诚信存心，守住中正的道理，始能保得长久。否则，天下人民困顿穷苦，上天给你的禄位，也要永远绝止了。』虞舜也用这话告知夏禹。……孔子说：『不知道天命，只知道利害，不能成为君子的。不知道礼法纪律，那是不能立身社会的。不知道人言是非，那是不认识人心的。』”（同上 204、205、207页）“守住中正”与“知天命”的道理都是中庸的思想，可见论语不外乎大学与中庸之延伸说明。

孟子则重仁义，如尽心上，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语体文：“齐王的儿子垫问孟子：『士人应做什么事呢？』孟子说：『应该怀抱着高尚的志向。』王子垫又问：『什么叫做怀抱着高尚的志向？』孟子说：『立志于仁义的道就是了。』”（同上431页）

又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于天下也。”语体文：“亲爱父母，就是仁；敬事兄长，就是义。这是自然的道理，通天下的人都是如此。”（同上423页）

孟子主性善。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语体文：“孟子说，人性本来是好的，如同水性本来向下；人的本性没有不好的，水的本性，没有不向下的。……只要顺着那本性所发动的情，就可以为善了，这是本性好的道理，至于行不善，那并不是材质不善的。例如怜悯伤痛的心，人人都有的；羞耻厌恶的心，人人都有的；恭敬尊重的心，人人都有的；分辨是非的心，也人人都有的。这怜悯伤痛的心，就是仁爱；羞耻厌恶的心，就是道义；恭敬尊重的心，就是礼法；分辨是非的心，就是理智。仁、义、礼、智这四种心理，是从外面来镕饰的，是我本有的！不过不去思想它罢了。”（同上384、387-389页）

从儒家思想的根源（四书）分析，儒家思想的确是“人本主义”的思想，也是人助思想。与近代“人文主义”强调“人为宇宙万物的尺度”颇相似。人道本是好的，若强调成为“人道主义”，则往往会失去平衡与偏差了

8-07 儒家的“仁”与圣经的“爱”有何异同？

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语体文：“孟子说：『能够爱人的人，人也常爱他。』”（同上345-346页）这的确是儒家高尚的思想。但儒家的爱是属“己”的，而且是由亲而疏。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语体文：“孟子说：『由亲近自己的亲人而仁慈人民，由仁慈人民而推及爱惜物类。』”（同上436页）人道主义的思想，通常是靠人本心的力量去爱人，在本质上缺乏原动力。

圣经提到的爱是神性的爱，超然永恒的爱。“神爱世人”（约3:16），因为“神就是爱”（约壹4:8）。神要信徒“彼此相爱”（约13:34），并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彼后1:7）“要爱人如己”（可12:31），同时“也要爱仇敌”（太5:44）。这种高贵超然的博爱，诚非人的本心所能达到，是神把爱的能力赐给信徒，“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罗5:5）这种爱的生命、爱的能力是源于神。圣经提到爱的质与量均超越儒家思想。圣经不仅提到爱己、爱人、爱仇敌，还要爱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可12:30；申6:5）满有慈爱创造万有的天父，是爱的最崇高目标。

8-08 儒家的“人性”观与圣经的观点有何不同？

儒家对人性的看法不完全一致，孔子认为人性有善的成份，但非绝对完善。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第六〕语体文：“孔子说：『人的初生性本正直，至于为坏的习气所染，失其不正直，则难免遭遇祸患而死，若罔而仍能生，是偶然与儌幸。』”（同上86页）孔子认为人犯罪是因恶劣的环境所影响，而忽略人性的本质，人与生俱来就有劣根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第十七〕语体文：“孔子说：『人天生的性情，本来相差不多，只因习俗不同，使各人变善或变恶，因此相差日远。』”（同上181-182页）孔子认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语体文：“凡来学者，无不教以做人的道理，不分善恶贵贱。”（同上172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矣。”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第七〕语体文：“孔子说：『如果天能假我数年，使我禀心学易，这样对后世就可以没有大过了。』”（同上93页）“性相近”、“无类”、“孰能无过”、“无大过”证明人性非绝对的完善。

荀子主张“性恶”。告子主张人性无所谓善恶。告子曰：“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语体文：“告子说：『人性没有好和不好的分别，就如水性没有东西分别一样。』”（同上384页）世子主张人性又善又恶。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请参阅告子上），孟子性善的思想成为后世儒者的主流思想。儒家性善是主观相对的标准，是以圣人为标准，而疏忽人性之邪恶。

圣经提到神创造人时原本是善的，“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1:31）当始祖违背神的命令接受试探之时，人即堕落具有罪性（创3），而这罪性也归属到后代。“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5:12），“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罗3:23）人有罪性（原罪），也有罪行（本罪）。人的思想并非绝对的善，挪亚时代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6:5）“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创8:21）“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51:5）圣经提到罪是与生俱来的，在母腹中就有了罪性，而神的本性是绝对公义圣洁的（徒17:31；约壹1:5）。罪人不能与圣洁无罪的神往来，于是神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林后5:21）人的罪性需要借着圣灵重生，思想才能心意更新变化（罗12:2），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圣经对人性的阐明，远比儒家深入，而且是以神的绝对为标准，必须凭信心藉圣灵得到改变和提升。

8-09 儒家的“良心”观与圣经的观点有何不同？

儒家主性善，常以其良心为标准，总觉得“问心无愧”就行了。孟子认为怜悯伤痛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人皆有，只要守着这本性就行了；可惜儒家缺乏对良心深入的透视。孔子主张“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欲先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大学，经文一章〕语体文：“要想修好自己的行为，必定先要自己的心地端正；自己的心地要端正，必定先要自己的心意诚实；要想自己的心意诚实，必定先要尽量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同上2页）无不以“良知”和“良心”为本。可惜人的良心有亏欠，标准不一，而且只是以圣人为标准。儒家“良心观”最大的缺点如下：

1、人的良心只有相对标准，而无绝对标准 当始祖堕落之后，人的心地受罪的影响，人的良心失去标准。圣经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弗4:19）耶稣说：“……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太12:35）人的良心以“人为本”，会随时代的演变，文化的更易，地区与种族的不同，而产生各种不同的标准。故“人本良心观”是相对性的，惟有神的标准才是绝对，永不改变的。因为“你本是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诗119:68）神本身就是良善绝对的标准，因神的属性是绝对的良善。圣经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诗25:8）神是至良善的，所以祂喜爱良善，并也要世人行善。圣经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何6:6）

2、人的良心不能弥补以往的过失

人以往的过失是历史的事实，是人生旅程中的污点，不能因人的修行或良心发现就可以弥补的。良心只能引导现在的生活，不能弥补过去的亏欠。圣经说，人以往的过失，只有凭信心靠主耶稣的宝血才能洁净。“……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壹1:7） 3、人的良心不能赦罪

因人的良心既被污秽，良心就没有赦罪的能力，也没有赦罪的权柄和标准。宇宙间惟有真神有赦罪的权柄。“……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路5:21）耶稣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耶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路5:24）因耶稣基督就是神道成人形，叫世人因信祂得赦罪。“因为神差祂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3:17-18） 4、人的良心不能改变群体的罪 良心是个人的，个人的良心不能代替社会国家的公理或政策。例如希特勒定一国策，不论人性、道德、正义，只要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的犹太人都要铲除，这时个人的良心不能改变群体的罪。又如秦始皇，为统治天下，认为知识分子都是反动份子，于是焚书坑儒，在这种情况之下，个人的良心不能改变群体的罪。要让一个国家改变，必须高举神的公义。“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箴14:34）“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箴16:12）“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坚立。”（箴25:5）耶稣要“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赛9:7）神是至公义良善的，不以有限的良心为标准，而是以祂自己绝对的标准来治理其国度。（参阅马太五章）

5、信心是成全良心的秘诀 人的良心是不完全的。“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创6:12）“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伯25:4）世人的良心，因犯罪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提前4:2），因人与生俱有“罪性”，所以“原光”，或“原性”都是不完全的。 良心本是神赋予人类的（罗2:15），给人有“是非之心”，使理性发挥功用。因人有原罪，理性便需要圣灵更新，成为“悟性”，才能领悟真道。圣经并非主张攻破良心，打倒良心，乃是要良心洗净，使良心无亏，若生命本质得到圣灵的改变，良心自然可以洁净。秘诀在于信心，主要的原动力在基督生命的大能。戴维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诗51:10）要重新有正直的灵只有一条路，圣经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么？”（来9:14）“……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来10:2）于是基督徒就当“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提前1:19），并且“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提前3:9），同时“用清洁的良心事奉神”（提后1:3）。一旦凭信心成全良心，我们就可“存着无亏的良心”（彼前3:16），敬虔度日。圣灵指示我们，使我们知道“人本良心”的不足，也使我们知道如何补救，这可以说是儒家最大的需要。

8-10 儒家的“公义”观与圣经观点有何不同？

儒家注重行仁义，圣经着重活出爱心与公义，两者之间颇有相似之处。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第七〕语体文：“孔子说：『至于不合义理的富贵，对于我像是天上浮云那样无足轻重。』（同上93页）这是何等清高的气节。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第十九〕语体文：“一个士人看见国家危殆，能拼命去拯救，见着有利可得时，能想到合不合乎道义。”（同上196页）这是以道义来衡量得失之轻重，与圣经“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出20:17），颇为吻合。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羞耻厌恶之心，就是义；表示人应有公义高超的心思，这是儒家思想的精萃。殊为可惜的是儒家的公义标准，常受环境人情影响，应用时则无绝对性的标准，因“人道主义”乃是以人做标准。例如：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第十三〕语体文：“叶公告诉孔子说：『我家乡有个直爽的人，他的父亲偷取人家的羊，而他儿子却去做见证。』孔子说：『我们乡里直爽人和你所说的不同。父亲假使做错了事，是互相隐护的；看起来好像不大直爽，父子相隐是天理人情之至，而直在其中了。』”（同上145页）可见儒家的诚实公义对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人，就产生不同的标准，是相当主观与相对的。

圣经公义的标准是一致性的、绝对性的。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在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太5:37）圣经是以神的义作绝对的标准。因神的属性是至善的，“耶和华本为善。”（诗135:3）神的义是绝对的，因祂的本性是绝对的公义。“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1:17）圣经提到神的义，也提到人的义。人在本质上没有绝对的义，因人有罪性，圣经说：“……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诗143:2）人的本质并不是公义的，就无法活出合乎神之公义的标准，所以人需要主耶稣的救恩。“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是他的义。……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罗4:3, 5）“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3:24-26）

信徒不但因信耶稣称义，还要活出义行。耶稣主张人行真义，非宗教规条之律法，祂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5:20）“圣徒所行的义”（启19:8）就是光明洁白没有虚伪的意思。
儒家要有高尚的公义思想，就得加上神公义的生命，借着信心，才可更实际地活出更丰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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